三圣祠案尘埃落定后，局里进行了总结表彰。秦澈因为在此案中表现出色，特别是其专业的尸检分析和提出的“第三人”假说对推动侦查起到了关键作用，受到了嘉奖。但秦澈自己，心头却没有太多喜悦，反而沉甸甸的，充满了疑问和思考。

一个午后，他敲开了郑国锋办公室的门。郑国锋正在看一份旧案卷宗，抬头见他进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案子结了，心里还不踏实？”

秦澈坐下，点点头：“郑队，有些地方，我还是想不太明白。想跟您请教。”

“说。”郑国锋合上卷宗，点了支烟。

“第一个问题，”秦澈组织着语言，“如果吴天佑不报警，直接埋尸潜逃，以他逃犯的身份和当时的荒僻环境，是不是更难破案？他报警，虽然算计了父亲，但也确实把警察招来了，增加了他自己暴露的风险。这看起来……并不完全符合他极度利己的个性。”

郑国锋吐出一口烟，缓缓道：“问得好。你想过没有，他为什么信不过吴念慈，非要亲自打那个报警电话？”

秦澈想了想：“怕吴念慈临时反悔，或者报警时说漏嘴？”

“这是一方面。”郑国锋道，“更深层的是，吴天佑这种人，只相信绝对的控制。他把父亲诱导成共犯，甚至想逼成主犯，这还不够。他必须亲自设定一个‘开场’，也就是报警电话的内容和时机。这个‘开场’一旦由他设定，后续的发展，至少在吴念慈最初的反应上，就能被他一定程度预测和控制。他需要这个‘掌控感’，哪怕为此冒一点风险。另外，报警制造‘防卫’假象，也确实是为吴念慈（也是为他自己的计划）铺设一条看起来可能的脱罪路径。只是他没想到，吴念慈在绝望之下，会生出反向算计他的心。”

“所以，他报警，既是控制父亲的一种手段，也是其自私算计中，自认为‘周全’的一环？”秦澈若有所思。

“可以这么理解。人心鬼蜮，至亲亦然。”郑国锋弹了弹烟灰，“这案子里，最可怕的凶器不是铁棍木棍，是‘算计’。父子之间，本该最无私的亲情，被极端的自私和恐惧异化成了互相算计的工具。吴天佑算计父亲顶罪，吴念慈算计儿子担主责。他们都想利用对方，保全自己，结果却双双坠入深渊。”

秦澈默然。他又问：“郑队，吴念慈……他最后埋掉木棍，又用螺纹钢伪造伤口，企图嫁祸给儿子。这个举动，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郑国锋沉默了一会儿，说：“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那是一种在极端恐惧、绝望和被背叛的刺激下，求生本能和怨恨情绪混合催生出的、近乎本能的反应。他想摆脱主要罪责，儿子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可以‘转移’的对象。这很可悲，也很可恨。这说明，在生死攸关、尤其是被至亲背叛的关头，人性中自私自保的一面，可能会压倒一切，包括残存的亲情。吴念慈由最初的‘自愿牺牲’，到后来的‘被迫参与’，再到最后的‘反向算计’，这条心理变化曲线，非常典型，也极其复杂。你要记住，干我们这行，遇到的人，往往不是非黑即白。尤其在涉及亲情、利益的罪案里，人性常常是灰色的，甚至是在黑白之间剧烈摇摆的。”

秦澈重重地点头，将这些话记在心里。他想起尸检时那些矛盾的伤口，想起现场异常的血迹分布，想起审讯时吴念慈一次次变化的供述和眼神。

“还有，”秦澈最后问道，“这个案子，对我触动最大的，除了人性，就是证据。有时候，口供听起来再合理，再感人，如果与客观证据对不上，就可能是谎言。但有时候，证据本身，如果孤立地看，也可能被误导。就像那根螺纹钢，一开始我们都以为它是主要凶器。”

郑国锋赞许地看着他：“你能想到这一层，很好。证据是死的，但解读证据的人是活的。证据会说真话，但需要我们把它们放在正确的位置，连成正确的链条。这就需要经验，需要多角度思考，更需要不放过任何细微的矛盾点。吴念慈第一次供述的粗糙，第二次供述与尸检的矛盾，第三次供述与报警录音的瑕疵，第四次供述在铁证面前的崩溃……我们就是靠着发现这些矛盾，一步步逼近真相的。小秦，记住，干咱们这行，既要相信证据，也要警惕人心。证据会说真话，但人心，往往连自己都骗。我们的工作，就是透过纷繁的谎言和复杂的人心，找到证据拼图的唯一正确拼法。”

烟雾缭绕中，老刑警的这番话，如同烙印，深深刻在了年轻法医的心上。这不仅是对一个案件的总结，更是一种职业信念和方法的传承。秦澈感到，经过这个案子，自己看待罪案、证据和人性的眼光，都变得更加沉稳和深邃了。他不再只是一个依赖技术的学院派，他开始真正懂得，刑侦工作，是一场技术与经验、逻辑与直觉、证据与人心交织的复杂博弈。

而这场博弈，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