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木棍和足迹的铁证，吴念慈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长时间的沉默后，他抬起仿佛苍老了十岁的脸，眼神空洞，开始了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供述。这一次，没有眼泪，没有激动，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而这种平静下，掩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冰冷。

真相，远比之前任何一次供述都更加扭曲、黑暗。

吴天佑的确是逃犯，也的确在半月前潜回三圣祠藏匿。但重逢的短暂温情，迅速被现实的恐惧和吴天佑极度自私冷酷的本性所吞噬。他并非走投无路才想起父亲，而是需要一个绝对安全、且能被他控制的藏身点，以及一个必要时可以牺牲的“盾牌”。

案发当晚，胡伟的撞见并非偶然。吴天佑怀疑是吴念慈无意中泄露了消息（其实可能是胡伟自己偶然发现），这让他对父亲也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和愤怒。胡伟醉醺醺地闯入，认出吴天佑后，先是惊愕，随即可能出于贪念或酒后狂妄，出言威胁要举报，索要钱财。

按照吴念慈的供述，接下来发生的，不是突发冲突，而是一场精心诱导的谋杀。

吴天佑没有立刻动手。他先是稳住胡伟，假意答应给钱，将其哄骗至庙内。然后，他找到了正在偏房休息的吴念慈。

“爸，”吴天佑的声音很冷，“胡老六认出我了，他要告发我。我完了，你也跑不了，窝藏逃犯，还是杀人犯的儿子，你下半辈子也得在牢里过。”

吴念慈吓坏了，苦苦哀求儿子想办法。

吴天佑盯着他，慢慢说：“只有一个办法，让他永远闭嘴。但他块头大，我一个人制不住他。爸，你得帮我。不用你动手，你去后面山坡，找个地方，挖个坑，深一点。其他的，我来处理。”

吴念慈当时脑子一片混乱，二十年的寻找，换来的是儿子逃犯的身份和眼前这生死攸关的威胁。在儿子冰冷而充满压迫感的注视下，在“保护儿子”和“自身难保”的双重恐惧驱使下，他鬼使神差地，真的拿起一把旧铁锹，跌跌撞撞地跑到庙后山坡，开始机械地挖坑。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挖坑的时候，庙里正在发生什么。

等他拖着疲惫和巨大的恐惧回到庙里时，看到的景象让他魂飞魄散：胡伟倒在正殿门口，满头满脸是血，已经没了声息。旁边丢着那根螺纹钢，儿子吴天佑站在一边，手上沾着血，眼神冷酷，手里还拿着一根结实的木棍——那是庙里用来顶门的门栓。

“坑挖好了？”吴天佑问。

吴念慈颤抖着点头。

“帮我把他拖过去，埋了。”吴天佑的命令不容置疑。

吴念慈几乎是被儿子架着，一人抬头一人抬脚，将胡伟的尸体从殿门口拖起，向庙后走去。拖拽的痕迹，就是这样留下的。到了后墙缺口，吴天佑让吴念慈先出去，他自己则将胡伟的尸体从缺口推出去，然后两人一起，将尸体拖到挖好的坑边。

就在吴念慈以为儿子要将尸体直接推入坑中掩埋时，吴天佑却做出了一个让他血液冻结的举动。

吴天佑将手中的木棍，塞到了吴念慈手里。

“爸，”吴天佑的声音在夜风中如同鬼魅，“人，是你打死的。你看，凶器在你手上。”

吴念慈如遭雷击，瞬间明白了儿子的全部算计！吴天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亲手杀死胡伟（或者至少，不想留下自己是主要凶手的绝对证据），他诱导父亲去挖坑，创造父亲“参与”和“知情”的既定事实。然后，他自己用螺纹钢（可能是胡伟带来的，也可能是庙里原有）击打胡伟，但可能并未立刻致死，或者故意未造成唯一致命伤。最后，他将沾满胡伟鲜血的木棍塞给父亲，逼父亲在极端恐惧和混乱中，对尚未断气或已经死亡的胡伟进行“补刀”，或者至少是再次击打，从而将父亲彻底绑上谋杀的战车，成为共犯，甚至是“主犯”！

吴念慈记不清自己当时是怎么接过木棍，又是怎么在儿子冰冷目光的注视下，朝着坑边胡伟的头部砸下去的。一下，两下……直到儿子说“够了”。他只觉得手臂发麻，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只有木棍击打在血肉和骨头上的闷响。

埋尸之后，吴天佑开始了第二步算计。

“爸，警察肯定会查。你现在也是杀人犯了。”吴天佑擦着手，语气平静得可怕，“我有个办法。你报警，就说胡伟要杀你，你反抗，失手打死了他。是正当防卫，最多是防卫过当。这里荒山野岭，死无对证。你年纪大了，又是出家人，法官会从轻的。我立刻就走，远走高飞。你替我顶了这条罪，也算全了我们父子一场的情分。等我安稳了，说不定还能想办法照应你。”

他甚至“贴心”地替父亲编好了说辞，并且，为了增加“防卫”故事的可信度，也是为了预防父亲反悔或说出不利于自己的话，他用自己的声音（刻意用了更标准的发音，掩盖可能的口音特征），通过庙里的电话，亲自拨打了报警电话，快速喊出了那句“胡伟要杀我！我在青石岭的三圣祠！快！”，然后挂断。

他告诉吴念慈：“听到警车声，你就躺在山门口，装晕。记住，人是胡伟先动手，你夺棍自卫，打死了他。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咬死这一点，你就能活。”

说完这些，吴天佑迅速清理了自己明显的痕迹（但烟头等早已存在的没时间彻底处理），匆匆逃离，消失在夜色中。

然而，吴天佑低估了父亲在极度恐惧和绝望之后，被至亲如此冷酷算计所激发出的人性幽暗面。

儿子离去后，吴念慈独自站在血腥的院落里，夜风吹得他浑身冰凉。他看着手中的木棍，看着地上残留的血迹，回味着儿子那些冰冷的话语和安排。二十年的寻找，半生漂泊的苦楚，换来的是什么？不是骨肉团圆，不是天伦之乐，而是被亲生儿子亲手推进杀人犯的深渊，并作为替罪羊抛弃！

一股冰冷的、求生的本能，混杂着被背叛的怨恨和极度的恐惧，涌上心头。

他不能就这么认了！儿子想让他担下主要的杀人罪责？没门！

一个更加疯狂、也更加可悲的念头产生了：他要反过来，把主要罪责，推给儿子！

于是，在警察到来前的短暂时间里，吴念慈做了一系列事情：他首先将沾染了自己和胡伟血迹的木棍，拿到庙后山坡，埋在了之前挖坑不远的地方（他潜意识里觉得坑附近可能被搜，所以另选了地点）。然后，他返回现场，捡起儿子用过的那根螺纹钢。他回忆着儿子击打胡伟的位置，尤其是头部那些重伤处，他忍着恶心和恐惧，用螺纹钢，对准胡伟头部已经存在的伤口，尤其是右颞顶那个最可能致命的损伤区域附近，再次用力击打、戳刺了几下！

他想伪造出一种假象：胡伟头部最重的、致命的伤，是螺纹钢造成的！而使用螺纹钢的，自然是儿子吴天佑！自己只是后来用木棍“过度防卫”或者“处理现场”时造成了次要损伤。这样，将来即使儿子被抓，主要杀人罪责也在儿子身上，自己或许能争个从犯、胁从，或者……罪责更轻。

做完这些，他将螺纹钢丢在胡伟尸体旁。又将自己手臂在螺纹钢上刻意刮擦了几下，制造出“被凶器所伤”的痕迹。最后，他躺到山门口，按照儿子教的，开始装晕，并准备好了一套“正当防卫”的说辞——这是他最初的第一层伪装，也是最容易被戳破的一层。他本来就没指望这层能完全蒙混过关，这只是一个起点，一个将他引向“替子顶罪”悲情故事的台阶。

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第一次的“正当防卫”，第二次的“防卫过当”，还是第三次的“替子顶罪”，都是在真相被不断揭露的压力下，层层递进的表演和挣扎。每一次供述，都试图在警察发现的证据范围内，构建一个对自己相对最有利（或对儿子最不利，但表面看起来是牺牲）的版本。直到第四次，在无法辩驳的铁证——那根他亲自使用并掩埋的木棍面前，所有的表演和算计，才轰然倒塌，露出底下父子相残、互设陷阱的骇人真相。

吴念慈用平板无波的声音叙述完这一切，审讯室里死一般的寂静。郑国锋和秦澈，都被这冰冷彻骨的算计惊得半晌无言。

这不是简单的谋杀，也不是单纯的包庇。这是一场发生在至亲之间的、赤裸裸的利用、诱导、背叛和反噬。父亲成了儿子脱罪的工具和替身，儿子成了将父亲拖入地狱的推手。而当父亲意识到自己被彻底牺牲时，那点可怜的亲情迅速异化，催生出的，是同样冷酷的、企图将儿子推向更深渊的反向算计。

人性，在极端的情境和极度的自私面前，竟然可以扭曲、凉薄至此。

郑国锋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仿佛要吐出胸中的寒意。他看着眼前这个形容枯槁、眼神空洞的老僧，心中没有怜悯，只有一种深沉的悲哀和警惕。这起古寺血案，剥开层层伪饰，内核竟是一场如此丑陋的“弑亲算计”。

“你儿子吴天佑，可能逃到哪里去？他之前透露过什么打算吗？”郑国锋最后问道，声音有些沙哑。

吴念慈缓缓摇头，露出一丝惨淡至极的、比哭还难看的笑：“他？他谁都不会信。包括我。他只信他自己。警官，你们……能抓住他吗？”

这个问题，无人回答。但郑国锋和秦澈都知道，追捕吴天佑，已经不仅仅是侦破这条命案的需要，更是要将这个将人性之恶演绎到极致的幽灵，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