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镇远案移送检察院后，进入了司法程序。陈栩的工作重心回到了日常的检验鉴定上，但“沈薇”这个名字，以及那个被剥走的“远”字纹身，时常会在他脑海中闪过。直到一个月后，法院开庭审理的前夕，关于沈薇头颅的最后处理事宜，再次摆到了他的面前。
根据司法程序，作为关键证据的沈薇头颅，在完成所有检验和庭审质证后，应发还家属安葬。沈大山之前来认领时，只带走了骨灰和遗物，头颅因需要作为证据暂时保留。现在，庭审在即，之后便可归还。
谢振国将这件事交给了陈栩负责：“小陈，你一直跟这个案子，对死者情况最了解。沈薇的头颅……你处理一下，尽量恢复得好一些，然后联系她哥哥，看看是过来取，还是我们帮忙寄送回去。毕竟……让人家入土为安，有个全尸，也是我们最后能做的。”
陈栩明白谢局的意思。沈薇的头颅在被发现时，已经高度腐败，面目难辨。虽然经过必要的防腐处理，但直接交给家属，冲击力太大。他需要尽可能地进行面部复原，让逝者看起来更安详，给生者最后一点慰藉。
这不是他的专长，但他愿意尽力一试。他查阅了相关文献，请教了省厅一位有经验的法医人类学专家，利用石膏、蜡、以及特殊的塑形材料，根据沈薇头颅的骨骼结构、年龄特征，并结合她生前照片（从沈大山那里得到的一张多年前的模糊小照）和同行描述的气质，开始了小心翼翼的复原工作。
这工作比解剖更需耐心和“艺术感”。他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在法医室无影灯下，一点一点地填补、塑形、修饰。当最终完成时，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张苍白但五官清晰、神态平静的年轻女性面容。眉眼间依稀能看出沈大山提供的旧照影子，也符合人们对那个痴情又不幸女子的想象。陈栩给她梳理了简单的假发，让她看起来更加自然。
他拍了照片，通过信件寄给了沈大山，并附上说明和选项：可以来本市领取，也可以由公安机关安排，将头颅与之前火化的骨灰一同妥善运送回其老家安葬。
一周后，沈大山回信了。信纸上字迹歪斜但认真，表达了对公安机关的深深感谢，并表示家中老母年事已高，经不起再次长途奔波和刺激，恳请公安局帮忙，将妹妹的遗体完整运回，他们会在家乡妥善安葬。随信还寄来了一点微薄的路费。
谢振国看了信，叹了口气，自己掏腰包补贴了不够的部分，安排了两名可靠的民警，专门负责此事。一个简单的木匣，里面妥善安置着沈薇的骨灰盒和经过复原、用特殊容器保存的头颅，由两名民警护送，再次踏上了前往川省山区的旅程。
又过了半个月，护送遗体的民警返回，带来了沈大山一家安葬沈薇的照片。在一个背靠青山、面对小溪的简单坟茔前，沈大山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沈薇的母亲）跪在地上焚烧纸钱，老妇人哭得几乎昏厥，沈大山则红着眼眶，搀扶着母亲。照片背景是苍茫的远山和灰蒙蒙的天空，充满了一种哀伤却又终于落定的宁静。
民警转述了沈大山的话：坟地是他精心选的，风景好，安静。妹妹漂泊十年，受苦了，现在回家了，可以好好歇歇了。他还再三感谢公安局，说妹妹能全尸下葬，是他们一家最大的安慰。
看着照片，听着转述，陈栩心中那块关于此案最后的石头，似乎也轻轻放下了。尽管悲剧无法挽回，但正义得以伸张，逝者得以安息，生者得以告慰，这或许就是他们这些执法者，在冰冷的法律条文和严谨的技术操作之外，所能传递的最后一丝温度。
他将照片和沈大山的感谢信，一起归档到了“沈薇案”的卷宗里。这个厚厚的卷宗，记录了一个年轻生命的陨落，一个扭曲灵魂的毁灭，也记录了一群警察为追寻真相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技术、理性、人文关怀在其中的交织。
不久后，周镇远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周镇远当庭表示不上诉。据说他在最后陈述时，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喃喃地重复了几句“我对不起小兰”，然后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终极制裁。
尘埃落定。市局恢复了往日的忙碌，新的案件不断发生。但“精神病院大衣碎尸案”的故事，却在民间不胫而走，尤其是在柳林乡一带。只是，在口耳相传中，故事逐渐变了味，离真相越来越远。
陈栩有一次去那边派出所交流，就听到几个老百姓在茶馆里绘声绘色地讲：“知道吗？前阵子那边地里闹鬼！一个穿红衣服的女鬼，没有头，天天夜里在田埂上晃悠，找她的头！为啥？因为被一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给害了，头都砍没了！那疯子还穿着病号服，随地撒尿，吓死个人！”
讲述者煞有介事，听者啧啧称奇，面露恐惧。陈栩听了，只能无奈地摇头苦笑。科学的侦查、复杂的案情、深刻的人性悲剧，在传播中，最终被简化、扭曲成了猎奇恐怖的“山村老尸”鬼故事。这或许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相由心生”——人们更愿意相信和传播那些刺激、简单、符合某种神秘想象的情节，而非沉重、复杂、需要理性思考的真相。
然而，对于陈栩和他的同事们而言，真相已然查明，责任已然尽到。至于传说如何演变，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他们能做的，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用下一次更迅速、更精准的破案，去不断证明：这世上最可怕的，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鬼怪，而是真实存在的人心险恶与认知迷雾。而破除迷雾的，唯有不懈的求索与理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