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尸案成功告破，在局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仅是因为案件本身的离奇和残忍，更因为破案过程中，年轻法医陈栩凭借专业细节扭转侦查方向的关键作用。这个过去在大家眼中有些“书呆子气”、默默无闻的技术人员，一下子走到了台前。
局里决定召开一次简短的案件总结暨表彰会。不大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刑侦、技术、后勤各科室的骨干几乎都到了。主席台上坐着局领导和谢振国。
谢振国作为案件总指挥，首先做了整体汇报。他详细讲述了案件从发现到侦破的全过程，没有回避初期基于“精神病院大衣”产生的误判，也重点强调了法医陈栩通过对左胸皮肤缺失、尿渍形态、胃内容物等细节的敏锐发现和严谨分析，如何一步步引导侦查走向正轨，最终锁定真凶。
“……这个案子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谢振国声音洪亮，目光扫过台下，“时代在变，犯罪手段在变，我们侦查破案，不能光靠老经验、老办法，更不能想当然、拍脑袋。要尊重科学，尊重证据，尊重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陈栩同志，就是用他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对证据的极致认真，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他用证据，扳倒了一些同志脑子里固有的经验主义！”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不少老刑警看向陈栩的目光，充满了赞许和重新认识后的敬佩。张建国拍得格外起劲，还冲着陈栩竖了竖大拇指。
接着，局长亲自给专案组的主要人员颁发了嘉奖证书。轮到陈栩时，局长特意握着他的手，用力摇了摇：“小陈同志，好样的！年轻有为，专业过硬，沉得住气！是棵好苗子，以后要再接再厉！”
陈栩接过红彤彤的证书，脸有些发烫，但腰板挺得笔直，大声回答：“谢谢局长！我会继续努力！”
表彰会后的几天，陈栩能明显感觉到周围氛围的变化。以前见面只是点头打招呼的同事，现在会主动和他聊几句，请教一些专业问题。食堂吃饭时，也常有不同科室的人坐过来，听他讲讲案子里的细节和法医知识。他不再是那个缩在解剖室角落的“小学徒”，而是成为了刑侦支队里受人尊敬的“陈法医”。
更重要的是，谢振国开始有意识地将一些复杂案件的法医检验工作交由他独立负责，并让他参与更多案情分析会，鼓励他发表意见。张建国更是和他成了默契的搭档，现场勘查时，两人一个盯痕迹，一个验尸体，配合越来越顺畅。
一天，队里接到一个非正常死亡的警情，初步看像是意外高坠。谢振国点了陈栩和张建国一起去现场。到了地方，是一栋老式居民楼的四楼平台，一个中年男子躺在地上，周围有血迹。派出所的初步结论是醉酒失足坠落。
陈栩没有急于下结论。他先仔细检查了死者身上的损伤，特别是四肢和躯干的多处骨折和擦伤，判断其着地姿势和可能的坠落轨迹。然后，他让张建国帮忙，仔细勘查了四楼平台的边缘、栏杆，以及死者坠落后在平台边缘可能留下的痕迹。
“张老师，你看这里，”陈栩指着平台边缘一处不太显眼的、新旧不一的擦痕，“这个痕迹的高度和受力方向，和死者小腿前侧的挫伤位置能对应上。但死者鞋底没有对应的摩擦物质。而且，平台栏杆上这个位置，”他又指向栏杆上一处淡淡的、不完整的印痕，“像是衣服布料快速刮擦留下的，很轻微，但确实有。”
张建国眯着眼看了半天，点点头：“是有点怪。如果是自己掉下去，通常会有蹬踏或者抓挠的痕迹，这里太‘干净’了。倒像是……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或者自己跨出去时，身体有个不太自然的扭转。”
两人又检查了死者衣物和口袋。陈栩在死者右手食指指甲缝里，发现了一丝极细微的、不同于其衣物的蓝色化纤纤维。而在四楼那户人家的门框外侧一个不起眼的木刺上，张建国也提取到了一小段类似的蓝色纤维。
回到局里，经过检验，两种纤维成分一致。结合现场痕迹和损伤分析，陈栩在案情分析会上提出了“他杀可能性极大，死者可能是在与人争执或突然受外力作用下坠落”的意见，并建议重点排查与死者有矛盾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案发前后到过四楼平台的人。
后续侦查果然按照这个方向，很快锁定了与死者有债务纠纷的一名男子，并在其家中找到了沾有微量血迹、纤维成分与现场吻合的蓝色工作服。该男子最终承认，两人在平台争吵，他一时激愤推了死者一把，导致其失足坠楼。
这起原本可能以“意外”结案的命案，因为陈栩的细致检验和张建国的痕迹支持，得以真相大白。谢振国在队务会上再次表扬了两人：“看看，这就是专业和细心结合的力量！老张的经验，小陈的眼力，缺一不可！咱们搞刑侦的，就得有这股子劲头！”
陈栩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案情，心里充满了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不仅仅来源于破案本身，更来源于自己的专业判断得到了验证，来源于自己能真正为查明真相、维护正义贡献切实的力量。他不再是那个需要前辈带着、说话小心翼翼的新人了，他正在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值得信赖的刑事技术骨干。
工作之余，他开始系统地整理自己参与过的典型案例，尤其是“沈薇碎尸案”。他将案件中的关键节点、证据分析思路、容易走入的误区、以及最后的反思，都详细记录下来，做成了一份内部学习资料。他希望能将这些经验教训固化下来，或许对其他同事，特别是新加入的年轻技术人员，能有所启发。
一天晚上，他在办公室整理资料直到很晚。窗外月色清冷，城市寂静。他停下笔，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眼睛，翻开那本厚厚的、记录着“沈薇案”全部细节的档案。在扉页空白处，他沉思片刻，提笔郑重写下了一行字：
“证据是唯一的语言，真相是最终的慈悲。——陈栩，于‘93.12’案后。”
字迹工整，力透纸背。这不仅仅是一句感悟，更是他对自己未来职业道路的承诺与期许。他知道，前方还会有更多复杂的案件，更多无声的证言等待解读。而他将秉承这份对证据的敬畏和对真相的追求，继续走下去，用手中的解剖刀和显微镜，为那些永远沉默的受害者，发出最后的、也是最有力量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