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延舟刚结束一台复杂的中心静脉置管术，洗手服还没来得及换下，口袋里的手机就震个不停。是堂弟贺承宇的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劈头盖脸砸过来：“哥！我妈不行了！市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说随时可能……心衰，不明原因的心衰！他们没辙了！”

沈延舟心里咯噔一下。婶婶许桂芳？那个过年时还能利索地张罗一大桌菜、身体硬朗得能扛起半袋谷子的农村妇女？感冒住院不过三四天，怎么就心衰病危了？

“别慌，承宇，慢慢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具体什么症状，用了什么药？”沈延舟快步走向医生值班室，语气是职业性的冷静，这能让电话那头惊慌失措的家属稍微定神。

贺承宇语无伦次地叙述：三天前母亲说头疼、乏力，以为是普通感冒，在县医院输液。第二天突然气促、胸闷，转到市医院，检查发现心肌酶谱增高，心脏彩超显示射血分数显著降低，但冠状动脉造影基本正常。用了利尿剂、强心药，效果不佳，今天下午出现严重呼吸困难，紧急插管上了呼吸机，送进了ICU。市医院的医生摇头，说病因太奇怪，像是爆发性心肌炎，又不太典型，预后极差，让他们有心理准备。

“哥，你在大医院，你懂！求求你想想办法！我爸已经垮了，就知道哭……”贺承宇的声音在颤抖。

沈延舟大脑飞速运转。不明原因急性心衰，常规强心治疗无效……这背后可能是心肌本身的严重问题，也可能是其他系统疾病累及心脏。信息太少。但有一点他清楚：老家市医院的ICU条件和诊疗思路，与广州这边顶尖三甲医院差距巨大。留在这里，希望渺茫。

一个大胆且风险极高的念头冒了出来。

“承宇，你听我说。”沈延舟沉声道，“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尽快把婶婶转到我这里来。我们医院的心血管危重症中心和神经科、免疫科实力强，才有机会查明病因对症治疗。但转运本身风险极大，路上任何波动都可能致命。这个决定，要你和雪晴姐，还有叔叔，一起做。”

电话那头传来贺承宇倒吸冷气的声音，以及旁边一个更冷静但同样焦虑的女声——是堂姐贺雪晴在问“谁的电话？”。很快，电话似乎被贺雪晴接了过去。

“延舟，我是雪晴。情况承宇都说了。转去广州？市医院的医生刚才明确说了，病人现在离不开呼吸机，转运途中‘必死无疑’。我们能冒这个险吗？而且，去你那里，费用……”贺雪晴的声音透着疲惫和现实的考量。

“雪晴姐，留在这里，按照目前的发展，也只是时间问题。”沈延舟没有回避，“转运有风险，但留在这里是绝路。我们医院有专业的跨省危重病人转运团队和设备，我可以联系。路上我会全程电话指导。至于费用……”他顿了顿，“前期肯定会很高，医保异地报销比例低。但先救命，钱再想办法。”

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沉默，只有隐约的啜泣声（可能是叔叔贺建国）和沉重的呼吸。沈延舟能想象ICU门外那令人窒息的绝望和抉择的艰难。

“我同意转！”贺承宇的声音猛地插进来，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转！有一线希望也得试！钱我去借，我去贷！”

“承宇！”贺雪晴想说什么，但最终化成一声叹息，“……延舟，我们听你的。怎么操作？”

“我马上联系转运公司，评估车辆和设备。你们在市医院配合签字，准备必要的病历资料拷贝。我今晚就开车回去，亲自看一下婶婶的情况，确保转运方案万无一失。”沈延舟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晚上八点，“我大概凌晨两三点到。保持电话畅通。”

挂断电话，沈延舟立刻联系了合作过的危重病人转运机构，描述了基本情况，要求配备最经验丰富的随车医生护士、高性能转运呼吸机、监护除颤一体机及全套急救药品。对方报出一个不菲的价格，沈延舟眼都没眨：“定下，我大概五小时后到市医院汇合。”

接着，他向科主任简短汇报了情况，申请了两天紧急事假。主任拍拍他肩膀：“去吧，家里的事要紧。路上小心，病人情况随时同步。”

夜色中，沈延舟独自驾车驶上高速。车窗外的城市灯火飞速后退，他的心情却无比沉重。这不是他第一次处理危重病人，但却是第一次，病人的名字与自己血脉相连。那份沉重的责任感和无法完全割裂的情感牵扯，让他握着方向盘的手心微微出汗。

数百公里的路程，他脑中反复推演着各种可能性：爆发性心肌炎？应激性心肌病？还是……某些容易被忽略的神经系统或免疫系统疾病引发的继发性心衰？每一个假设都需要相应的检查来验证，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病人必须活着到达广州。

凌晨三点，沈延舟风尘仆仆地赶到市医院ICU外。走廊灯光惨白，贺承宇双眼通红地迎上来，贺雪晴满脸倦容，而叔叔贺建国，一个原本健朗的农村老汉，此刻像被抽空了魂魄，蹲在墙角，看到沈延舟，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扑上来，干裂的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完整的声音，只是死死抓着他的胳膊。

沈延舟安抚地拍拍叔叔的手，快速换上白大褂，在贺承宇的陪同下进入ICU。看到病床上那个被呼吸机、各种管路和监护线缠绕的熟悉身影，他的心脏狠狠一揪。监护仪上的数字并不乐观：血压靠大剂量升压药维持，心率快，血氧饱和度勉强维持在临界值。

他仔细翻阅了病历，查看了所有的检查报告和用药记录，又亲自进行了简单的神经系统查体（尽管患者处于镇静状态）。他发现了一个市医院医生可能忽略的细节：病历中记载患者发病初期曾有“四肢无力”，但后来焦点全集中在心脏，这个症状未被深究。而在镇静状态下，他触摸患者肢体，肌张力似乎异常低下。

一个模糊的猜想在他脑中成形，但需要更多证据。

他找到值班医生，表明身份并提出转运请求。值班医生是个年轻的主治，一听就皱眉：“沈医生，不是我们不支持，病人现在完全依赖呼吸机和血管活性药物，转运风险太高了，我们医院明确规定这种情况不建议转院，路上出事谁负责？”

沈延舟冷静地出示了自己医院的电子工作证，快速分析了病人目前的生命体征虽然危重但暂时被药物勉强维持在一个平衡点，并详细说明了己方转运团队的配置和自己在途中的远程监控方案。他最后说：“留在这里，病因不明，治疗被动，生存概率几乎为零。转运虽有风险，但到了我们医院，才有诊断和针对性治疗的可能。这个风险，值得冒。责任，我来沟通承担。”

年轻医生被他的专业气场和决断力镇住，犹豫了一下，说需要请示主任。电话沟通后，那边似乎也被沈延舟来自顶尖医院的名头和不容置疑的专业判断所影响，最终勉强同意了转运，但要求家属签署详尽的转运风险知情同意书，表明一切后果自负。

当沈延舟拿着厚厚的同意书走出ICU时，贺承宇毫不犹豫地签了字。贺雪晴看着弟弟笔尖的颤抖，也咬牙签下自己的名字。贺建国不识字，被人扶着按了手印，老泪纵横：“沈医生，桂芳……就拜托你了！”

转运团队在破晓前抵达。交接、搬运、固定、连接设备……每一步都在沈延舟的严密监督下进行。当装载着患者的专业转运救护车缓缓驶出市医院时，天边刚刚泛起鱼肚白。沈延舟没有跟随救护车，他需要以最快速度赶回广州医院，提前协调好接收和抢救的一切准备。

他看了一眼远去的救护车，又看了看身后仿佛一夜苍老了十岁的叔叔和满脸决绝与惶恐交织的堂弟堂姐，深吸一口气，拉开车门。这场与死神赛跑的接力，第一棒，他凭借专业的魄力，从地方医院“必死”的宣判中，硬生生抢出了一条充满风险的生路。而真正的战役，回到广州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