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像一头巨兽，吞吐着无尽的人流、车流和噪音。蒋棠，现在她坚持让人叫自己“蒋棠”，而不是“招弟”，站在出站口，有瞬间的眩晕。高楼反射着刺眼的阳光，空气里是汽车尾气和各种食物混合的味道。
凭着在县城练就的手艺和老板娘那张似是而非的介绍信，她在一家规模稍大的“时尚造型”理发店找到了工作。依旧是学徒，但这里正规些，有员工宿舍——八人一间，上下铺，但至少干净，有窗户。月薪三百五，三个月后考核转正能到五百。
蒋棠像一颗被风吹到石缝里的种子，拼命汲取任何一点养分。她干活最卖力，学技术最用心，对客人最耐心。她依旧节俭到苛刻，每月寄两百五回家——这是她计算后能让父亲不至于立刻暴怒追来的数额。剩下的一百，她咬牙报了一个夜校的初中补习班。
坐在夜校教室里，握着廉价的圆珠笔，听着老师讲早已陌生的方程式和文言文，蒋棠感到一种近乎悲壮的满足。灯光是明亮的，黑板是干净的，周围是同样渴望改变命运的成年学生。尽管她基础太差，听得极其吃力，常常对着作业本发呆到深夜，但她坚持着。这是她为自己偷来的一点光。
直到期中考试，她所有科目都不及格。老师委婉地劝她，或许可以从更基础的学起。蒋棠看着满卷的红叉，在无人的楼梯间坐了很久，把脸埋进膝盖。最后，她默默退掉了夜校。有些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硬追，只会耗尽力气。她认清现实，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理发技术上。
在这里，她遇到了徐朗。他是店里的发型师，技术好，人清爽，话不多但总是带着温和的笑。他不像其他男同事那样爱开女学徒的玩笑，反而会在蒋棠被挑剔的客人刁难时，不着痕迹地过来解围，接手处理。
一次，蒋棠练习烫发，不小心把药水弄到了一个难缠的女客人衣服上。客人不依不饶，要她赔钱，骂得很难听。蒋棠脸色苍白，手足无措，那件衣服的价钱可能是她一个月的生活费。徐朗走过来，先对客人诚恳道歉，然后利索地拿出专业去渍剂，几下就处理掉了污渍，又主动提出免费为客人做一个护理。客人这才悻悻罢休。
事后，蒋棠低着头向他道谢。徐朗递给她一杯水，轻声说：“没事，谁都有失手的时候。你学得很快，就是太紧张了。”
他的声音有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蒋棠接过水，指尖碰到他的，微微一颤。
接触渐渐多起来。徐朗会教她一些修剪的小技巧，在她练习用的头模上耐心示范。偶尔下班晚了，他会顺路送她回宿舍楼下。他知道她来自农村，家境不好，但从不多问，只是在她偶尔流露出对家乡的厌惧时，默默倾听。
一种隐秘的情愫，在蒋棠干涸的心田里悄悄萌芽。她开始期待上班，期待看到那个穿着干净工服、手指灵活的身影。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异性的、不带任何功利和轻视的善意与尊重。
一年后，蒋棠转正，工资涨到了八百。她依旧每月寄四百回家，谎称工资只有六百。徐朗知道了，没有指责她愚孝，只是说：“你应该为自己多打算一些。”
就在蒋棠觉得生活终于透进一丝光亮时，家里的电话又像追魂索一样缠了上来。这次，蒋建国不再满足于每月几百块，他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传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招弟，你年纪不小了，该定下来了。镇上饲料厂的刘老板，五十岁，死了老婆，很有钱！人家看上你了，愿意出二十万彩礼！你赶紧回来，把亲事定了！这二十万，正好给你弟在县城买套房，娶媳妇！”
二十万。卖女儿的价格。蒋棠握着听筒，全身冰凉，那种熟悉的、令人窒息的枷锁感再次勒紧了喉咙。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跪地求上学却被一脚踢开的下午，看到了门后那把生锈的斧头。
“我……”她声音干涩，试图反抗，“我不回去。我在城里……有工作了。”
“工作？你那也叫工作？”蒋建国咆哮，“能挣几个钱？能比得上二十万？刘老板说了，嫁过去吃香喝辣！你别给脸不要脸！下个月我让你弟去接你，绑也得把你绑回来！”
电话被粗暴挂断。蒋棠僵立在公用电话亭旁，初秋的风吹过，她却出了一身冷汗。恐惧像冰冷的蛇，缠住了她的心脏。
晚上，徐朗看出她的异样。在他温和的注视下，蒋棠第一次向人断断续续讲述了她的家庭，她的过去，以及这通逼婚电话。讲述时，她身体一直在细微地颤抖。
徐朗沉默地听着，没有惊讶，没有怜悯，只有深沉的凝重。等她说完，他握住她冰凉的手，那双手温暖而坚定。
“蒋棠，”他叫她的名字，清晰有力，“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不是他们的货物。你有权利选择嫁给谁，或者不嫁。”
“可是……”蒋棠声音发颤，“他们会找来，他们会……”
“那就让他们来。”徐朗看着她，眼神清澈而坚定，“我在这里。店在这里。城市有城市的规矩。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
他顿了顿，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在一起。我虽然没什么大钱，但能养活一个家，也能保护你。”
泪水毫无预兆地冲出蒋棠的眼眶。不是委屈，不是悲伤，是一种混合了巨大酸楚和难以置信的温暖的洪流，冲垮了她心中某道坚冰筑成的堤坝。她哭了很久，徐朗只是静静地陪着她，握着她的手。
哭够了，蒋棠抬起红肿的眼睛，看着徐朗，第一次主动地、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我不回去。我不嫁那个人。我有喜欢的人了。” 她说的喜欢的人，就在眼前。
徐朗笑了，用力点点头。
几天后，蒋建国又打来电话，语气更加凶恶。蒋棠深吸一口气，对着听筒，用尽量平稳但不容置疑的声音说：“我不回去。我已经有对象了，快结婚了。”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正面、强硬地拒绝父亲。
电话那头是短暂的死寂，随即是火山爆发般的怒骂。蒋棠把听筒拿远了一些，等骂声稍歇，她忽然用一种奇异的、带着点虚张声势的冷静语气说：“我怀了，去医院查了，可能是儿子。”
这句话像一道咒语，瞬间掐断了电话那头的所有声音。重男轻女的父亲，对“儿子”这个词有着病态的执着。漫长的沉默后，蒋建国喘着粗气，丢下一句：“你等着！”便挂了电话。
蒋棠放下听筒，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她知道这只是缓兵之计，父亲不会轻易罢休。但至少，她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并且，她不再是孤身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