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的蒋棠，坐在开往县城的破旧大巴车上，车窗玻璃脏污，模糊了外面飞逝的田野。她怀里抱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是两件打补丁的换洗衣服。车票钱是父亲咬牙出的“投资”，他再三叮嘱：“发了工钱，除了吃饭，全寄回来！家里等钱买猪崽！”

县城比村子大得多，嘈杂，混乱，空气里弥漫着陌生的气味。王媒婆介绍的“靓丽发廊”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霓虹灯缺了几个笔画。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涂着鲜红的口红，打量蒋棠的眼神像在估量一件货物。

“长得还行，就是太瘦，头发黄。”老板娘弹了弹烟灰，“睡后面储藏间，吃店里剩的。一个月九十，干得好再说。先学洗头。”

储藏间堆满了染发剂和杂物，只能放下一张窄板床，没有窗，气味刺鼻。但蒋棠觉得很好了，至少有一道门，可以关上。洗头并不容易，手指长时间泡在化学药水里，很快开裂、红肿。客人各种各样，有的手脚不老实，她只能僵硬地忍着，直到老板娘叼着烟过来，不轻不重地拍开客人的手，笑骂两句解围。

每月九十块，她留下二十，其余七十准时寄回。二十块钱要买最便宜的卫生巾，剩下的才是饭钱。她常常吃不饱，晚上饿得睡不着，就喝水。店里客人吃剩的盒饭，老板娘有时会让她收拾，她总是仔细地把没怎么动过的饭菜挑出来，留着自己吃。

她看到了县城里的女人。她们穿着颜色鲜亮的连衣裙，踩着有跟的凉鞋，头发烫着时髦的卷，挎着小包，三五成群地说笑逛街。她们用着好闻的香皂，涂着亮晶晶的指甲油。蒋棠躲在发廊玻璃门后偷偷看着，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触动，泛起细微的酸涩和茫然。那样的活着，她也配吗？

这个念头让她自己吓了一跳，随即是更深的压抑。但她开始更仔细地观察。观察老板娘如何跟客人打交道，如何推销昂贵的染发套餐，如何管理店里几个懒散的学徒。她学得很快，不仅洗头，渐渐学会了简单的修剪、吹风。老板娘看她老实肯干，手艺也不错，把工资涨到了一百二。

寄回家的钱，也水涨船高，变成了每月一百。蒋建国打电话到发廊隔壁小卖部，语气是理所当然的催促：“怎么才一百？人家都说城里挣钱容易！下个月多寄点！你弟要买新鞋！”

蒋棠握着公用电话冰凉的听筒，低声应着：“嗯。”挂断后，她看着玻璃门上自己的影子，苍白，瘦削，眼神空洞。但她摸了摸贴身衣服里面，那里有一个用破布缝死的小口袋。

是的，她在偷偷攒钱。从最初每个月胆战心惊地扣下五块、十块，到后来手艺渐熟，老板娘偶尔会给点洗头推销的零碎提成，她全都一丝不苟地藏进那个小口袋。她不敢存银行，怕留下痕迹。她用最笨的办法，把皱巴巴的零钱抚平，按面值摞好，藏在储藏间一块松动的地砖下。

日子在洗不完的头、染不完的发、吃不饱的饭和藏钱的隐秘动作中流逝。四年时间，蒋棠像一只在墙角默默织网的蜘蛛，极尽耐心，无比谨慎。她几乎不花钱，不用任何护肤品，衣服是老板娘给的旧工装。所有能接触到的、不被察觉的微小资源，都被她转化为砖下那一摞逐渐增厚的纸币。

第五年春天，她趁着夜色，搬开地砖，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一张张数。五块的，十块的，偶有一张五十的……加起来，五千一百三十七块六毛。厚厚的一沓，握在手里，有种沉甸甸的、踏实的力量。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手微微发抖。

五千块。她打听过，足够买一张去很远很远的南方城市的火车票，还能支撑她在找到工作前活一段时间。

不久后，蒋棠对老板娘说，店里合作的省城培训学校招学徒工，管吃住还有补贴，她想去试试。老板娘有些意外，但看蒋棠这几年勤快，想着去学点新技术回来也好，便答应了，还帮她开了个介绍证明。

蒋棠用攒下的钱，买了一张凌晨出发的火车票。走的那天，她只带了那个小包袱，和缝在衣服内层、紧贴肌肤的五千元钱。她没有回头看一眼生活了四年的发廊和县城。

火车开动时，窗外的灯光流成模糊的光带。玻璃上映出她模糊的、没什么表情的脸。她的手一直按在胸口的位置，那里，硬硬的纸币边缘硌着皮肤，带来清晰的痛感和无比真实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