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逃跑，蒋棠选择了三十里外的舅舅家。母亲李秀兰偶尔提起，舅舅年轻时读过书，对姐妹还算和气。蒋棠攒了五天，藏起两个冷窝头，在一个天色未亮的凌晨，揣着仅有的两块三毛钱，沿着记忆里母亲提过的方向，埋头猛走。

脚底磨出了血泡，太阳晒得头发晕，她不敢停。走到舅舅家时，已是傍晚。开门的舅妈看到她，愣了一下，眼神里充满审视和犹豫。舅舅闻声出来，看着狼狈不堪的外甥女，叹了口气，让她进门吃了顿饱饭。

饭桌上，舅舅问了几句，蒋棠只低声说想借住几天，找点活儿干。舅妈在桌子底下踢了舅舅一脚。当晚，蒋棠睡在堆杂物的偏房，听见隔壁隐约的争吵。

“留下她？蒋建国那混账找上来怎么办？” “可她毕竟是我外甥女……” “外甥女有自己儿子亲？你少惹事！”

第三天下午，蒋建国和蒋浩就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气势汹汹地找上了门。舅舅脸色尴尬，拦了一下，被蒋建国一把推开。

蒋棠被从偏房里拖出来，蒋建国当着一院子邻居的面，用赶车的鞭子没头没脑地抽她。“跑？你能跑到天上去？老子打断你的腿，看你还跑不跑！”鞭子抽破了单薄的衣服，留下红肿的檩子。蒋浩在旁边兴奋地叫好。

舅妈别过脸，进了屋。舅舅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蒋棠被拖拽回去，一路上，河边洗衣的妇女们停下动作，窃窃私语，指指点点，有的脸上还带着看戏般的笑。那些目光比鞭子更让她刺痛。原来，无处可逃，无人可依。

伤好后，她变得更沉默。但逃跑的念头像野草，烧不尽。村里另一个女孩杏儿，也被家里逼着换亲，两人偷偷约好，一起去省城。她们计划了很久，偷藏路费，打听最便宜的火车班次，幻想进厂做工。

出逃那天夜里，蒋棠溜出家门，在村口老槐树下等到约定时间，杏儿却没来。她有种不祥的预感，摸到杏儿家后窗，听见里面压抑的哭泣和男人的呵斥。杏儿的爹骂：“死丫头还想跑？老子把你卖给西村那个脑瘫，彩礼都收了！明天就送过去！”

蒋棠浑身冰凉，悄悄退走。她知道，杏儿完了。她的第二次逃跑，还没开始就失败了。天快亮时，她失魂落魄地往回走，在家门口被蹲守的蒋建国和蒋浩抓个正着。原来他们早就察觉。

这次，蒋建国没打她。他只是用粗糙的手捏着她的下巴，浑浊的眼睛盯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再跑一次，我就把你绑起来，卖给后山的老光棍，他出得起价。” 蒋棠在他眼中看到了绝对的掌控和冷酷的交易。她打了个寒颤，知道这不是威胁，是预告。

希望似乎彻底熄灭。蒋棠像一具行尸走肉，干着无穷无尽的活。直到那年秋天，蒋浩为了炫耀，把家里拌了药的毒鼠谷粒当饲料倒进了猪食槽。十几头即将出栏的肥猪，一夜之间口吐白沫，全部死光。

那是蒋家全部的财产和希望。蒋建国跪在臭气熏天的猪圈里，对着死猪嚎啕大哭，用头撞墙。额角那道旧疤又渗出血来。

哭够了，他红着眼睛回到家，目光落在了正在默默洗衣服的蒋棠身上。那目光，不再是看一个赔钱货或私有物，而是像看一根救命稻草，一个可用的工具。

“招弟，”他声音沙哑，“镇上的王媒婆说，城里理发店招学徒，管吃住，一个月还有几十块。你去吧。挣了钱，寄回来，帮家里渡过难关。”

蒋棠搓衣服的手停了下来。她低着头，水盆里自己的倒影模糊不清。心脏在死寂中剧烈地跳动了一下。不是关心，不是亲情，是利用价值。但这一次，这“价值”指向了村外的世界。

她听见自己用毫无波澜的声音回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