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碎裂的声音，不是清脆的，而是闷响，夹杂着骨头折断的、令人牙酸的“咔嚓”声。那是三年前的事了，但每个潮湿阴冷的夜晚，那声音都会准时在许猛的骨头缝里回响，伴随而来的是左腿从膝盖到脚踝、永无休止的、钝刀子割肉般的疼。玻璃厂的切割机失灵，一整扇厚重的钢化玻璃倾倒，躲闪不及，左腿被结结实实拍在下面。
厂子叫“明光”，名字亮堂，里面却终年弥漫着粉尘和化学胶水的刺鼻味。出事后，老板来看过一次，丢下一万块钱和一句“自己不当心，厂里也困难”。许猛在县医院躺了两个月，腿保住了，但走起路来，左腿总像短了一截，使不上劲，得拖着，画个不明显的半圆。瘸了。
伤残鉴定拖了半年，等来的结果是“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赔偿金扣去医药费，所剩无几。更重要的是，活儿没了。哪个厂子会要一个瘸子？他成了家里的累赘。父亲许老汉，佝偻着背，抽着最便宜的“大前门”，烟雾笼罩着他沟壑纵横的脸，沉默得像块石头。母亲李秀兰的叹气声，比灶膛里的风箱还沉重。
拖了一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许猛想起厂里还欠着三个月工资。他拖着那条不听话的腿，坐长途车回到那座灰扑扑的工业小镇。“明光”玻璃厂的牌子已经锈蚀，大门紧闭。打听才知道，厂子半年前就倒闭了，老板早就卷钱跑了。
工头老赵还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许猛找到他时，他正翘着脚在躺椅上听收音机。“老赵叔，厂里那工资……”
“工资？”老赵眼皮都没抬，“厂都没了，找谁要工资去？我还一屁股债呢。小许啊，认命吧，你这腿……唉。”
许猛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这时，一个头发花白、衣裳破旧的身影冲了进来，是以前厂里的抛光工牛福贵。“赵工头！赵工头你行行好！我老婆尿毒症，等着钱透析啊！那两个月工钱，你就当救命钱，给我吧！”牛福贵“噗通”一声跪下了，额头磕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砰砰”作响，几下就见了红。
老赵皱起眉，一脸嫌弃：“滚蛋！说了没有！再闹我叫人了啊！”
牛福贵抬起头，额上的血混着眼泪往下淌，眼神从哀求，慢慢变得空洞，最后是一种死寂的绝望。他缓缓站起来，看了看老赵，又看了看旁边沉默的许猛，忽然咧嘴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然后，他猛地转身，朝着小卖部后院堆放废弃机器的地方冲去——那里有一台早就报废的玻璃车床，尖锐的角钢裸露着。
“福贵叔！”许猛惊叫，想冲过去拉他，但那条瘸腿狠狠绊了他一下。
“砰！”
一声闷响，不是玻璃碎，是颅骨撞上钢铁的声音。牛福贵的身体软软地滑下来，在灰扑扑的地面上，洇开一滩暗红。眼睛还睁着，望着小镇永远灰蒙蒙的天。
许猛呆立在原地，浑身血液都凉了。老赵也吓傻了，哆嗦着掏出手机报警。周围渐渐聚拢了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许猛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他只看到牛福贵额头上那个狰狞的凹坑，看到那滩不断扩大的红色，闻到空气中铁锈和尘土混合的、令人作呕的味道。那天，他是怎么离开小镇，怎么回的家，全都模糊了。只有那声闷响和那片血色，烙进了他的脑子里，时不时在深夜跳出来，让他惊醒，一身冷汗。
家，不再是港湾，而是另一个窒息的牢笼。他尝试着去找活儿干。建筑工地，工头瞥一眼他的腿，摆摆手：“我们这儿爬高上低，你不行。”餐馆招洗碗工，老板娘看看他，犹豫道：“我们这儿……讲究个手脚利索。”连去镇上的小快递点问，人家都委婉地说“货多，要跑得快”。
父亲许老汉依旧沉默地抽着“大前门”，有一次咳得厉害，许猛看见烟盒上“大前门”三个字，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父亲还以为抽的是好烟。母亲偷偷把鸡蛋留给他，说自己不爱吃。妹妹早早嫁到了邻村，日子也紧巴。这个家，像一条快要沉没的破船，而他是船上最没用的那块压舱石，只能增加重量。
直到发小牛振国回来。牛振国比他小两岁，以前在村里也是游手好闲，但几年前去了省城，据说混得不错。这次是回来结婚的，排场不小，在村里摆了十几桌。牛振国穿着崭新的皮夹克，头发抹得锃亮，拉着许猛喝酒，唾沫横飞：“猛哥，不是我说，待在咱这破地方有啥出息？你看我，在省城，送外卖！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一个月这个数！”他伸出两根手指，在许猛眼前晃了晃。
许猛闷了一口酒，没说话。 “真的！不骗你！”牛振国压低声音，带着炫耀，“城里钱好挣！我告诉你，干得好，像我，都快在省城买房了！就我们那站点，也有腿脚不太利索的，照样干！关键是你得去，得拼！”
省城。外卖。腿脚不利索也能干。买房。这些词像一个个微弱的光点，在许猛一片黑暗的前路上闪烁。他看着牛振国意气风发的脸，又想起牛福贵撞向车床时绝望的眼神，想起父亲抽“大前门”时佝偻的背影。
酒席散后，许猛回到家，坐在门槛上，看着远处沉入山脊的夕阳。左腿又开始隐隐作痛。母亲在屋里小心地问他：“振国说的……能行吗？”
许猛没回头，声音干涩：“不知道。但……总得试试。”
他没说出口的是，牛福贵死后，他总觉得心里憋着一股气，一股不能像牛福贵那样倒下、更不能像父亲那样沉默着被生活碾碎的气。哪怕前路是另一个泥潭，他也得去蹚一蹚。至少，能动，能挣口饭，不让父母看着他这张废人的脸发愁。
几天后，许猛收拾了一个褪色的帆布包，里面塞了几件旧衣服，还有那本皱巴巴的伤残证明。母亲塞给他五百块钱，卷了又卷，用塑料袋包了好几层。父亲蹲在门口，抽完最后一口“大前门”，把烟蒂踩灭，哑着嗓子说：“不行……就回来。”
许猛“嗯”了一声，拖着那条沉甸甸的腿，走出了村子。他没有回头，怕一回头，看见父母的身影，那点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力气就散了。他要去省城，要去送外卖，要去挣牛振国说的“那个数”。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但他知道，留在原地，只有死路一条，慢性的，或者像牛福贵那样，瞬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