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四个疯子，荒谬的“二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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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叫郭阿懵，二十二岁，智力检测显示处于临界状态，通俗讲，就是有点“缺心眼”“二傻子”。他犯的是强奸杀人罪，受害者是邻村一个独居的、有轻微精神障碍的老年妇女。
案发过程粗糙而残忍。郭阿懵游手好闲，某天酒后，听说那个独居老妇“有点钱”（其实根本没有），便起了歹意。深夜翻墙入室，翻找财物未果，惊醒了老妇。老妇惊慌叫喊，郭阿懵怕事情败露，用随手捡起的砖块猛击其头部，致其昏迷后，又对其进行了性侵。最终老妇因颅脑损伤合并窒息死亡。
郭阿懵被捕后，对罪行基本承认，但叙述起来颠三倒四，逻辑混乱。问他为什么杀人，他挠着头说：“她叫，我怕人听见。”问他知不知道那是犯罪，他眨巴着眼睛：“她先叫的……我没想打死她，就轻轻打了一下……”他甚至记不清具体打了多少下，也说不清性侵的细节，只是反复嘟囔“她不动了”“我害怕”。
审讯笔录和庭审记录里，充满了这种令人啼笑皆非又脊背发凉的对话。法官问：“你知道你的行为造成他人死亡吗？”郭阿懵：“知道……她死了。”法官：“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郭阿懵：“我……我能回家吗？我想我妈了。”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他并非伪装。精神鉴定证实他智力确实偏低，情感认知和道德判断能力远低于同龄人。但这并没有成为免死金牌。犯罪事实清楚，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且其智力缺陷并未达到完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程度。一审、二审均被判死刑。
郭阿懵被关押进来时，沈墨初见过他几次。个子不高，身材敦实，脸上总带着一种茫然的、近乎无辜的表情。他不像其他重刑犯那样阴沉或焦虑，有时甚至会因为管教多给他一个馒头而咧嘴傻笑。他无法理解自己处境的性质，只知道“犯了事”“不能回家”。同监室的人欺负他傻，让他洗袜子、擦地，他也乐呵呵地干，只要给他点零食就行。
一次巡诊，郭阿懵手上有一道小伤口，沈墨初给他消毒。他盯着沈墨初的白大褂，忽然没头没脑地问：“医生，人死了，是不是就再也不疼了？”
沈墨初动作一顿。
郭阿懵继续自言自语般说：“那个婆婆（指受害者）……她后来不叫了，也不动了……是不是就不疼了？”
他的语气里，没有忏悔，没有恐惧，甚至没有多少对“死亡”概念的真正理解。更像是在探讨一个他无法理解的、关于“疼痛停止”的物理现象。
沈墨初没有回答，只是快速处理好伤口，离开监室。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郭阿懵正举着包了纱布的手指，对着灯光好奇地看，脸上依旧是那种混沌的、无知无觉的表情。
那一刻，沈墨初感到一股比面对吴仁的冷静残忍、贺鸿儒的虚伪崩溃、“灰隼”的死寂麻木时，更加深沉的寒意。
吴仁的恶是清晰的、主动选择的、甚至带有某种扭曲“美感”的；贺鸿儒的恶是精致的、利己的、披着文明外衣的；“灰隼”的恶是工具化的、非人格的。而郭阿懵的恶，是混沌的、蒙昧的、源于最低层次的欲望和最原始的暴力冲动，混合着智力缺陷带来的认知障碍。
他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自己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他的罪恶里，没有深刻的动机，没有周密的计划，甚至没有清醒的恶意，只有一片荒芜的、非理性的混沌。而这种混沌，同样导致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这种“混沌之恶”，让沈墨初感到一种无力。面对吴仁，你可以用更高的智力和更严密的监管去对抗；面对贺鸿儒，可以用确凿的证据和法律程序去粉碎其幻想；面对“灰隼”，可以用绝对的武力去制服。但面对郭阿懵呢？他的“恶”似乎根植于某种先天的缺失和后天的蒙昧，法律可以惩罚其行为，却似乎难以触及那混沌的源头。
这并非同情，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困惑与警惕。罪恶的形态，远比他曾经在书本和实验室里了解的更为多样和复杂。有些深渊，并非源于清晰的堕落，而是始于一片模糊的、未曾被理性之光照射过的荒原。
郭阿懵最终也被移押到了死刑犯监区。据说他直到最后，也不太明白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懵懂，对他而言反而是一种残忍的“仁慈”？沈墨初不愿深想。
他只知道，在看守所这扇铁栅之后，他见到了人性在极端情境下，呈现出的光怪陆离的诸多侧面。而郭阿懵，无疑是其中最为荒诞、却也最令人不安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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