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调查组的效率在舆论的高压下显得格外迅速。沈素云的墓被申请开棺验尸，法医鉴定的结论支持了她生前长期遭受严重虐待的指控：多处陈旧性骨折，肋骨、臂骨、颅骨都有愈合痕迹，与日记和医疗记录对应；体表虽经浸泡，仍能检出部分非摔倒所致的皮下出血。然而，关于死因，由于尸体发现较晚且经过浸泡，无法明确判定是他杀还是失足，但指出“后脑一处撞击伤与沟边石块形状吻合，但坠落角度存疑”。
与此同时，警方重新走访村民，在强大的压力和分开询问下，一些过去保持沉默的村民，尤其是曾亲眼目睹吴大勇公开殴打沈素云的，或听说过小柱死亡细节的，开始断断续续提供证言。刘强和李伯也正式接受了警方询问。吴大勇最初咬定沈素云是自己失足，小柱是意外，但在警方出示部分日记复印件和医疗记录后，他的防线开始松动，但依旧避重就轻，只承认“夫妻打架，失手”，坚决否认蓄意伤害和投毒。
赵峰的案子相对清晰。行车记录仪视频、周洁的多次报警记录、伤痕鉴定、以及他试图撞击周洁的清晰意图，使得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未遂）对其批准逮捕并提起公诉。
两起案件相继开庭。先审的是赵峰案。
法庭上，赵峰一改往日的暴戾，穿着囚服，剃了光头，显得憔悴萎靡。他的辩护律师试图将其行为描述为“因感情纠纷导致的激情犯罪”、“主观恶意不深”，并强调赵峰悔罪态度良好，请求从轻处罚。
轮到周洁做被害人陈述时，她站了起来。她穿着简洁的衬衫长裤，化了淡妆，脸色仍有些苍白，但背脊挺得笔直。她没有看赵峰，目光直视审判席。
“审判长，各位陪审员，”她的声音起初有些紧，但很快稳定下来，“在过去三年婚姻里，我经历了数百次辱骂，数十次殴打，经济被控制，社交被隔离，每一天都活在恐惧里。我报过警，求过助，换来的往往是一句‘家务事’和事后变本加厉的暴力。拿到保护令那天，我以为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但在高速路口，他驾驶车辆，明确地、加速地撞向我的车。那一刻，我从后视镜里看到的不是我的丈夫，而是一个要夺走我生命的凶手。”
她顿了顿，深吸一口气：“今天，他的律师说他是一时冲动，悔罪态度好。我想问，什么样的悔恨，能抵消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长达数年的身心摧残？什么样的冲动，会让人毫不犹豫地驾车撞向曾经同床共枕的人？我不接受他的道歉，因为那不是道歉，是表演。我原谅与否，是我的私事。但法律，不能原谅。我恳请法庭，公正判决，让暴力付出应有的代价，也给所有正在经历或可能经历同样噩梦的人，一个明确的信号：施暴者，必受严惩。”
周洁的陈述清晰、冷静、有力，没有歇斯底里，却字字千钧。旁听席上传来压抑的抽泣声。赵峰低下了头。
接下来是吴大勇虐待案的庭审，更为复杂，也更为沉重。
公诉人出示了沈素云的日记（笔迹鉴定为真）、控诉信、历年医疗记录、法医尸检报告、村民证言（包括李伯关于小柱死状的证词）、刘强关于“偷孩子”真相的证言，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指控吴大勇长期对沈素云实施肉体和精神虐待，致其精神崩溃，并在其死亡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涉嫌对儿子吴小柱的死亡负有责任。
吴大勇的辩护律师极力辩解：夫妻吵架动手是常事，沈素云精神失常后证言不可信，日记可能是在精神错乱状态下书写，内容夸大其词；小柱死亡经当年认定是意外，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吴大勇投毒；沈素云系失足落水死亡，与吴大勇无关。律师强调吴大勇文化低、脾气暴，但并非十恶不赦，且多年来“照顾”疯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请求法院考虑实际情况从宽处理。
轮到证人出庭。宋知微走上了证人席。她能感受到吴大勇及其家属席上投来的、几乎要噬人的目光，也能感受到旁听席上无数关注此案的民众、媒体投来的期待目光。
“证人宋知微，请陈述你与本案的关系，以及你所了解的情况。”审判长说道。
宋知微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目光扫过法庭正中的国徽，声音平稳而清晰：“审判长，我是记者宋知微。我与沈素云女士同村，在她去世后，因职业敏感和同为女性的触动，开始调查她的死因。调查过程中，我发现了沈素云女士隐藏的日记、控诉信及医疗记录等关键证据，并走访了相关知情人。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以法官或检察官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真相的记录者和传递者，替一个无法再开口的亡魂，说出她埋藏了二十年的血泪。”
她拿出准备好的、经过公证的日记和控诉信副本节选，开始宣读。她没有慷慨激昂，只是用平实却沉重的语调，念出那些字句：
“……1999年8月5日：大勇喝了酒，打了我一巴掌。脸肿了，没敢回娘家说。” “……2003年5月：他又打我，因为卖粮食的钱少了几块。小柱吓得直哭……” “……2005年……小柱没了……那粥是他喂的！他喂的！他嫌孩子哭闹烦！小柱吐了白沫……” “……身上好疼，没有一块好肉。他说我再敢跑就打死我。” “……我要写下来，都写下来。就算我死了，这些东西也要留下来。大勇，吴大勇，你不是人！你害了小柱，你打我，你会遭报应的！”
当她念到沈素云描述小柱死亡和“粥里有毒”的指控时，法庭里鸦雀无声，只有她清晰的声音在回荡，伴随着旁听席上越来越明显的哽咽声。
念完节选，宋知微抬起头，看向审判席，也像是看向每一个在场的人：“这些，不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这是一个被长期暴力囚禁、丧子巨痛折磨、却始终保留着一丝清醒与记录本能的女人，在生命最后时光里，用颤抖的手写下的‘证词’。她或许疯了，但她疯的原因，正是吴大勇持续二十年的暴行。她的‘疯话’，恰恰是戳破谎言最锋利的刀。日记的笔迹、内容的时间逻辑、与医疗记录和证人回忆的相互印证，都证明了它的真实性。”
她又转向吴大勇的方向，目光锐利：“吴大勇及其辩护人声称，这是家务事，是夫妻吵架。不，这不是吵架，这是单方面的、持续的、残忍的虐待！他们声称沈素云是失足落水。但一个身上遍布旧伤、精神濒临崩溃、在死前曾试图举报丈夫不法行为的女人，她的‘意外’死亡，真的那么单纯吗？现场栏杆的撬痕、沈素云死前夜的异常举动、吴大勇在沈素云死后急于处理遗物并威胁调查者的行为，难道不值得我们追问一个真相吗？”
“沈素云，她不是没有名字的‘疯女人梅婶’。她叫沈素云。她曾是一个会对迷路孩子温柔唱歌的母亲，是一个在绝境中仍想留下证据的勇敢女人。她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对法治、对人伦、对基本人性的拷问。今天，法律在这里。我恳请法庭，正视沈素云用生命留下的这些无声证词，让施暴者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还逝者一个公道，也给生者一个交代：暴力，无论发生在家庭内部还是外部，无论历时多久，都不会被遗忘，也不会被饶恕。”
宋知微的陈述结束了。法庭内一片寂静，随后响起了低低的、持续的掌声，被审判长制止。
吴大勇脸色灰败，额头上冒出冷汗。他的辩护律师还想做最后陈述，但话语在宋知微刚才那番结合了情感与法理的陈词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休庭合议后，审判长当庭宣判：
赵峰犯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吴大勇犯虐待罪，情节恶劣，致被害人精神严重受损，并在被害人死亡事件中负有重大责任，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法槌落下，清脆的响声在法庭内回荡。
周洁捂住了脸，泪水从指缝滑落，但那不是悲伤的泪，是解脱，是沉重后的释放。旁听席上有人轻声叫好。
吴大勇瘫软在被告席上，被法警架起带走时，他回头死死瞪了宋知微一眼，那眼里没有了嚣张，只剩下彻底的怨毒和恐惧。
宋知微走出法庭，外面的阳光有些炫目。周洁走过来，紧紧抱住了她，两个女人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感受着彼此肩头的颤抖和温度。
正义，以一种略显迟滞但终究到来的方式，得到了彰显。施暴者被关进了铁窗，受害者赢得了法律的背书和重新开始的机会。
然而，宋知微心中那根刺，并没有完全拔除。沈素云的死亡，真的只是“意外”吗？吴大勇被判刑，主要是基于长期虐待。但关于小柱的死，关于沈素云最后时刻的真相，依然笼罩在迷雾中。吴大勇最后那怨毒的一瞥，似乎在说：事情还没完。
还有，那个在调查中隐约浮现、却又难以抓住的阴影——村支书。沈素云日记最后被撕掉的页面，她死前想去找的人，被卖掉的集体山林……这些碎片，拼凑出一个更庞大、更危险的秘密。
庭审的胜利是阶段性的，但追寻终极真相的路，似乎刚刚指向更深的幽暗。宋知微知道，她的使命，还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