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宋知微以走访亲戚、怀旧为由，在村里看似随意地转悠，实则目标明确：寻找日记里提到的、可能了解当年情况的人。
她先去了村里唯一的老卫生所。坐诊的还是那位头发花白的李伯，干了一辈子赤脚医生，村里大大小小的病痛生死，他见证了大半。
宋知微买了些水果，以晚辈关心长辈身体的名义坐下闲聊，话题渐渐引向过去。
“李伯，您还记得吴大勇家的小柱吗？小时候好像身体不太好？”
李伯推了推老花镜，叹了口气：“咋不记得，那孩子，可惜了。长得虎头虎脑的，就是肠胃弱。”
“听说……是拉肚子没的？”
李伯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压低声音：“这事……唉，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是我去看的，孩子脱水很厉害，小脸都灰了，还吐白沫。我建议赶紧送县医院，但吴大勇说没钱，孩子妈——就是梅婶，那时候还没完全疯——哭着求他，他就是不动。后来……孩子就没气了。”
“吐白沫？”宋知微心里一紧，“只是拉肚子脱水，会吐白沫吗？”
李伯沉默了更久，看了看门外，声音压得更低：“按理说……不太像。我当时也怀疑，但吴大勇一口咬定孩子就是吃坏了肚子。村里也没人深究，毕竟是人家的孩子。后来……梅婶就有点不对劲了，老是念叨‘粥有毒’、‘是他害的’，大家就当她受不了打击，疯了。”
“您当时有没有想过报警，或者要求验尸？”
“报警？”李伯苦笑，“知微啊，你不懂那时候。村里孩子夭折虽然不是常事，但也不稀奇。没凭没据的，谁敢说当爹的害自己儿子？吴大勇那人……混不吝的。再说了，梅婶后来那样，她的话谁能信？”
宋知微记下关键点：小柱死状可疑（吐白沫），沈素云曾指控“粥有毒”，吴大勇阻挠送医且拒绝深究。
“那后来，梅婶……我是说沈素云，她精神越来越不好，您给她看过吗？”
“看过几次，身上老是带伤，说是自己摔的、碰的。我也没法子。”李伯摇头，“有一次伤得重，我多问了两句，吴大勇就在外面骂骂咧咧，说我多管闲事。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找我看病了。”
离开卫生所，宋知微心情沉重。一个医生的怀疑，因为环境、恐惧和对方的强势，被生生按了下去，成为岁月里一声模糊的叹息。
下一个目标，是日记里提及的、当年那个“被梅婶偷走”的男孩刘强。母亲提到，刘强一家后来搬去了镇上，刘强现在在县城开小货车。
宋知微辗转要到了刘强的电话，约在镇上一家茶馆见面。刘强三十出头的样子，皮肤黝黑，身材结实，听到宋知微的来意，显得很诧异，还有些不安。
“梅婶？哦，你说吴家那个……疯婆婆？”刘强挠挠头，“小时候的事，有点记不清了。”
“村里都说，她当年想把你偷走，把你妈吓坏了，有这回事吗？”宋知微引导着。
刘强皱起眉，努力回忆：“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但我自己记得的，好像不太一样。”
“你能说说吗？就当给我讲个故事。”
刘强喝了口茶，慢慢说道：“那时候我大概五六岁吧，调皮，跑到村后头林子里玩，迷路了，又饿又怕，就坐在路边哭。然后那个……梅婶就过来了。她当时看着没后来那么脏乱，手里拿着半个烤红薯，递给我。我没接，她就自己掰了一小块吃给我看，意思是没毒。我饿极了，就接过来吃了。”
他顿了顿，眼神有些飘远：“我吃了红薯，还在哭，想妈妈。她就坐在我旁边，哼歌，好像是哄孩子睡觉的那种调子，不成词。后来……她用手给我擦眼泪，手很粗糙，但动作挺轻的。我哭累了，靠着她差点睡着。再后来，是我爸妈和村里人找来了，看见我和她在一起，我妈尖叫着冲过来把我抢过去，我爸和几个叔伯就把她围住了，推搡她，骂她‘疯婆子偷孩子’。她好像很害怕，抱着头缩在地上，也不辩解，就是呜呜地哭。”
“她有没有试图把你抱走？或者带你去别的地方？”
刘强很肯定地摇头：“没有。从头到尾，她就在那里陪着我，给我吃的，哄我。是我自己迷路跑到那儿的。”他脸上露出些许愧疚，“后来村里越传越邪乎，说她要挖小孩心肝什么的……我也小，被大人说得也怕她了，见了她就躲，还跟着别的孩子扔过石子……现在想想，她可能就是……看到孩子，想起自己没了的儿子了吧。”
一个被恶意扭曲了二十年的“事实”就此还原。所谓的“偷孩子”，不过是一个丧子母亲对迷路孩童本能的怜悯和安慰，却成了吴大勇和村民将她钉死在“疯癫危险”耻辱柱上的又一枚钉子。吴大勇利用并夸大了这件事，彻底孤立了沈素云，让她的任何话都失去了可信度。
宋知微向刘强道了谢，并希望必要时他能出面说明当时情况。刘强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如果……如果能帮到的话。我也欠她一句对不起。”
然而，调查并非一帆风顺。宋知微试图接触其他一些可能知情的老人时，遇到了明显的回避和抵触。
“都过去的事了，提它干啥？” “大勇也挺不容易的，摊上这么个老婆。” “知微啊，你一个姑娘家，打听这些晦气事做什么？好好在城里上班不行吗？”
更让宋知微警惕的是，村里开始出现一些关于她的风言风语。
先是母亲买菜回来，忧心忡忡地说，听到有人议论，说宋家闺女是不是在城里惹了什么事，或者工作不顺，才跑回村里“找茬”。接着，邻居王婶“好心”提醒：“知微，你是不是冲撞了什么？有人传你被梅婶的‘不干净东西’沾上了，所以老往她的事上钻。要不……去找个师傅看看？”
宋知微立刻明白，这是吴大勇的反击。利用乡村最原始的恐惧——鬼魂和晦气——来污名化她，孤立她，逼她停止调查。他甚至可能联合了村里同宗的兄弟，形成了某种无形的压力网络。
晚上，父亲抽着闷烟，对她说：“微微，爸知道你是好心，也是干那个工作的。但这里是村里，不是城里。有些规矩……你就别太较真了。你妈听着那些闲话，心里不好受。”
宋知微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和担忧的眼神，心里一阵酸楚。但她握紧了口袋里存着日记照片的手机，里面沈素云绝望的呐喊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爸，妈，”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坚定而平和，“我不是在找麻烦，也不是被什么东西沾上了。我只是觉得，一个人不能死得不明不白。梅婶，她有自己的名字，叫沈素云。她曾经也是个正常的女人，是妻子，是母亲。她疯了，不是因为她天生该疯，是因为有人把她逼疯了，甚至可能……害死了她的孩子。现在她死了，如果连我们这些知道一点点真相的人都选择闭嘴，那她和她的孩子，就真的永远冤沉海底了。这不是规矩，这是不公。”
父母沉默了。他们或许不能完全理解女儿执拗背后的全部信念，但他们从她眼中看到了不容置疑的决心和一种让他们陌生又隐隐骄傲的光芒。
宋知微知道，与吴大勇乃至整个村庄沉默契约的正面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刘强的证词和李伯的回忆是重要的突破，但还不足以撼动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吴大勇编织的谎言网络。她需要更确凿的、实物性的证据。
日记最后一页被撕掉，暗示了嫁妆箱里的秘密。箱子被卖掉了，这是死胡同吗？
她想起以前做旧货市场调查时接触过的关系。或许，可以试着找找当年在附近收旧货的人。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试试。
同时，她给周洁发了信息：“证据备份好了吗？一定要存在多个安全的地方。我正在找一些关键东西，很快会有进展。坚持住，你不是一个人。”
周洁很快回复：“嗯，都备份了。他最近看我看得很紧，但我偷偷把一部分证据给了妇联的法律援助律师。宋姐，谢谢你。你自己也要小心。”
两个身处不同困境的女人，通过无形的电波，彼此输送着微弱的、却至关重要的勇气。
夜深人静，宋知微整理着目前的收获：沈素云的日记（情感与指控）、李伯的证词（小柱死因疑点）、刘强的证词（戳破“偷孩子”谎言）。这些构成了初步的证据链条，指向吴大勇长期家暴、精神虐待，并涉嫌对儿子小柱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可能是故意）。但要将这些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尤其是涉及可能更严重的罪行（如沈素云之死），还远远不够。
嫁妆箱，成了下一步最关键的目标。找到它，或许就能打开潘多拉的魔盒，释放出被隐藏了二十年的、终极的真相与罪孽。而吴大勇散布的谣言和施加的压力，恰恰说明，她已经越来越接近那个令他恐惧的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