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知微在二十七岁这年，同时目睹了两个女人的濒死瞬间。

第一个瞬间发生在写字楼冰冷的玻璃幕墙下。午休时间，人群像退潮般涌向餐厅，宋知微因赶稿落在了后面。就在旋转门外，她看见了周洁，和她那个跪着的丈夫赵峰。

赵峰跪得毫不犹豫，双手死死抱住周洁的小腿，额头抵在她膝盖上，声音带着夸张的哭腔：“老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别不理我，回家吧，宝宝不能没有妈妈……”

周洁穿着单薄的米色针织衫，身体僵直得像一根快要折断的芦苇。她的脸煞白，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死死盯着地面，不敢看周围迅速聚集起来的目光。有同事停下脚步，面露尴尬，犹豫着是绕开还是上前。

宋知微停下了。她看见周洁垂在身侧的手在微微颤抖。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我发誓！”赵峰抬起头，脸上涕泪横流，一副痛彻心扉的模样。下一秒，他忽然暴起，动作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不是继续哀求，而是狠狠一巴掌扇在周洁脸上。

清脆的响声让空气凝固了半秒。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赵峰的面孔瞬间扭曲，从哀求的丈夫变成了凶神，他揪住周洁的头发，“老子这么求你，你他妈装什么清高？在公司勾搭上谁了？说！”

周洁被扯得踉跄，发出短促的痛呼。几个男同事终于反应过来，上前试图拉架。“哎，赵峰，有话好好说！”“别动手，这是公司门口！”

赵峰甩开拉他的手，指着劝架的人骂：“我管教我老婆，关你们屁事！”他的目光扫过人群，最后落在宋知微脸上，那眼神里混杂着暴戾和一种令人不适的得意，仿佛在炫耀他的所有权。

混乱中，保安和接到报警的民警赶到。场面变成了熟悉的调解戏码。赵峰又变回了那个“一时冲动”的懊悔丈夫，对着民警点头哈腰，说自己压力大，说夫妻吵架，说保证不再犯。周洁一直低着头，头发凌乱，左脸颊红肿，声音细若蚊蚋：“没……没事，我们就是吵了几句。”

民警例行公事地告诫了几句，登记了信息，便示意他们自行处理。人群渐渐散去，窃窃私语飘进宋知微耳中：“清官难断家务事……”、“周洁也挺可怜，不过她老公以前看着挺老实的啊？”、“两口子的事，外人不好插嘴……”

周洁被赵峰半搂半拽着离开，临走前，她仓皇地回头看了一眼，目光与宋知微对上。那眼里没有求救，只有深不见底的疲惫和一丝难以察觉的、快要熄灭的绝望。

宋知微站在原地，初秋的风吹过，她感到一阵寒意。作为深度调查组的记者，她见过太多类似的案例：暴力、道歉、和解、再次暴力……循环往复，直到某一方彻底崩溃或消失。她包里常年备着本市妇女援助机构的联系方式，但刚才，她没有上前递给周洁。她知道，在那样的情境下，一张纸条改变不了被恐惧和惯性锁死的命运。

第二个瞬间，在她回到工位后，通过电话传来。

母亲的声音从老家县城传来，背景音里有麻将牌的哗啦声，语气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漠然：“……就昨天的事。在村东头那个排水沟里发现的，泡了一夜，人都胀了。哎，也是造孽。不过也好，对她对大勇都是解脱，疯了这么多年，谁受得了。”

“谁？”宋知微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咱们村那个疯婆子，梅婶啊！你不记得了？小时候你们一群孩子还拿石子丢过她。”母亲提醒道，“吴大勇他老婆。”

记忆的闸门被粗暴地撬开。一个模糊的身影浮现：总是穿着辨不出颜色的破烂衣衫，头发像枯草般蓬乱，身上散发着垃圾和馊味混合的古怪气味，在村里游荡，捡拾一切可以卖钱的破烂。孩子们怕她又爱招惹她，跟在她后面喊“疯婆子”，扔小石子，看她惊慌地挥舞手臂，发出含糊的呜咽，便哄笑着跑开。

有一次，宋知微记得比较清楚。她心爱的布娃娃不小心掉进了路边的水沟，是梅婶佝偻着身子，不顾脏污捞了起来，紧紧抱在怀里，嘴里发出“哦……哦……”的声音，浑浊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奇异的光。当时年幼的宋知微不敢去拿，是邻居大人一把将娃娃夺过来，扔回给她，呵斥道：“疯子的东西脏，快回家洗干净！”梅婶当时发出一声尖锐的嚎哭，喊着含糊不清的话，大人们都说她在喊“把孩子还给我”。那天晚上，宋知微做了噩梦。

“怎么死的？”宋知微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

“还能怎么死？失足掉进去的呗。一个疯子，大晚上乱跑，沟沿又滑。村里都这么说。”母亲叹了口气，“丧事简单办，大勇也没什么钱。你说，我要不要随个份子？毕竟一个村的……”

“妈，”宋知微打断她，“她死前，有没有什么异常？”

“异常？一个疯子有什么异常不异常的。”母亲顿了顿，似乎在回想，“哦，对了，大概死前一个多星期吧，我在咱家信箱里发现一个油乎乎的布包，不知道谁塞的，脏得要命，我直接当垃圾扔了。后来听隔壁王婶说，好像看见梅婶那几天在咱家附近转悠……估计是她塞的吧，疯子嘛，行为怪得很。”

油布包？宋知微的记者本能被触动了一下。一个精神失常、备受欺凌的女人，在死前偷偷往别人家信箱塞东西？是无意识的举动，还是想传递什么？

“村里人怎么说？”

“能怎么说？唏嘘两句呗。都说大勇总算解脱了，伺候个疯子这么些年，也不容易。”母亲压低了声音，“不过也有人私下说，梅婶身上老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以前还以为是她自己磕碰的，现在人没了，倒有人嚼舌头……唉，人都死了，说这些有啥用。不说了，我这儿忙呢。”

电话挂断。办公室里只剩下键盘敲击声和空调低鸣。宋知微看着电脑屏幕上未完成的关于城市垃圾分类的报道，忽然觉得那些文字轻飘无力。她的脑海里，周洁煞白的脸和记忆中梅婶模糊的身影交替闪现。一个在繁华都市的玻璃牢笼里无声窒息，一个在闭塞乡村的臭水沟中彻底沉没。看似毫无交集的两种人生，底色的绝望却如此相似。

她点开浏览器，搜索本市的妇女维权数据，又调出近五年关于农村女性非正常死亡的零星报道。一个模糊的念头逐渐成形，带着刺骨的寒意。

下班时，天色已暗。宋知微走到地铁口，习惯性地回头看了一眼公司大楼。灯火通明的格子间里，周洁的座位已经空了。她想起白天赵峰跪地时那精准抓住周洁小腿的手，想起他变脸时眼里的凶光。那不是一时冲动，那是熟练的操控与暴力循环。

手机震动，是母亲发来的微信，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简陋的灵棚，一口薄棺，几个稀稀拉拉的花圈。配文：“梅婶明天就下葬了，你要回来吗？算了，大老远的，回来干嘛。”

宋知微放大了照片。灵棚角落里，一个矮壮的光头男人蹲着抽烟，侧脸模糊，是吴大勇。照片边缘，几个村民站着闲聊，脸上没有悲戚，只有事不关己的淡漠，或者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松。

她关掉图片，打下回复：“我回去一趟。”

有些死亡，不能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淤泥掩埋。有些嘶鸣，即使来自最沉默的深渊，也应该被听见。职业的直觉和心底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牵引，让她决定踏上归途。她不知道，这个决定将掀开怎样血淋淋的真相，而她回去要面对的第一课，就是整个村庄精心维持了二十年的、关于一个“疯女人”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