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广州市某监狱，会见室。 厚重的玻璃隔开了两边。一边是穿着橙色马甲、剃了平头、神色平静的李国华。另一边，是一个三十岁出头、戴着眼镜、拿着录音笔和笔记本的记者，季风。 空气里有消毒水味和一种陈旧的、无法驱散的沉闷。 “李国华先生，我是之前联系过您的记者，季风。感谢您同意接受采访。”季风按下录音笔，声音清晰。 李国华点了点头，目光落在记者脸上，又似乎透过他，看向很远的地方。 “关于去年中元节，那起‘代驾司机陈默车祸身亡’的案件，检方以故意杀人罪对您提起公诉，但您始终没有对作案细节和动机做完整陈述。今天，您愿意谈谈吗？”季风问得直接，但语气平和。 李国华沉默了片刻，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但语调平稳，和他电话里的声音一样温和：“你想知道什么？” “整个经过。从你女儿出事开始。” 李国华的眼神黯了一下，像烛火被风吹动。“我女儿，小蕊。五年前，十六岁。晚上下晚自习，骑自行车回家，在增江边上那条老路，被一辆大货车撞了。人当场就没了。司机跑了。” “报警了吗？” “报了。那条路偏，没监控。车轮印乱七八糟，交警查了几天，没线索。说可能是外地过路车，难找。”李国华顿了顿，“就这么……没了下文。” “所以你开始自己查？” “嗯。我是个民办教师，没什么本事。但为了小蕊，我得做点什么。”李国华的眼神变得专注起来，像在回忆一道复杂的数学题，“我辞了工作，搬到广州，在货运市场附近打零工，开货车，跟那些司机打交道。我一点一点问，一点一点找。看新闻，查事故记录，去修理厂转悠……像个傻子一样，找了四年多。” “找到嫌疑人了？” “找到一个。一辆旧的大货车，车主是个混混，经常跑那条线。车头有重新喷漆的痕迹，时间也对得上。我跟踪过他，套过他的话。他很警惕，什么也不说。”李国华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后来，那辆车不跑了，人好像也不干这行了。我打听到，他后来去做了代驾，用的假身份，名字叫……陈默。” 记者季风的笔尖在纸上停住了。“你确定是他？” “不确定。”李国华回答得很快，也很平静，“我没有证据。一点确凿的证据都没有。交警都没有，我一个老百姓，能有什么证据？” “所以……你设计了那个晚上？用代驾订单，把他引出来？” “是。”李国华承认得很干脆，“我观察了他很久。知道他开代驾，胆子大，贪长途单。中元节，单子少，我加了钱，他果然接了。那辆车是我提前租的，用假证件。地点、路线，都是我精心选的。靠近当年出事的地方，也足够偏僻。” “尸体……是你？” “是我。我提前几天开始节食，服用了一些药物，让心跳变慢，脸色苍白。躺在那里不动，假装尸体，不难。车里的香气，是特殊的化学制剂，能掩盖活人气息，也有轻微的麻醉镇定作用。”李国华叙述得像在说别人的事，“那两个搬运工，是我临时雇的，给钱办事，什么也不知道。床单盖脚、尸体转身……是车子里我提前装好的简单机关，用细钢丝和转轴，遥控或者车辆震动触发。手机短信，是我用另一部手机，连接了车内一个隐藏的信号发射器，模拟陌生号码发到他手机上的。行车记录仪里的冷笑，是我提前录好，剪辑进去的。最后的嘶吼……也是我的录音，通过座位头枕里的微型扬声器播放的。” 季风记录着，手指有些发凉。如此精密，如此冷静的策划。“目的就是……吓死他？” “心肌撕裂，瞬间死亡。法医说，极度恐惧可以导致。”李国华的眼神空洞，“我查过资料。我想让他也尝尝，小蕊临死前，可能感受到的那种极致的恐惧和绝望。我想让他死在恐惧里，像他当年夺走小蕊的生命一样。” “但他真的是肇事者吗？”季风抬起头，直视着李国华的眼睛，“你刚才说，你不确定。” 玻璃对面，李国华沉默了。长久的沉默。会见室里只剩下空调低沉的嗡鸣。 他慢慢地，缓缓地，摇了摇头。 动作很轻，却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 “我不知道。”他低声说，那一直平静的声音，终于出现了一丝极细微的裂纹，“我……没有证据。我只是怀疑。强烈的怀疑。但怀疑……不能是杀人的理由，对吗？” 他抬起头，看向记者，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平静，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茫然。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如果不是他呢？那我做的一切，我对那个叫陈默的年轻人做的这一切……又算什么？” 季风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任何语言在此时都苍白无力。他看着玻璃对面那个憔悴的男人，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恐怖的复仇，将一个人活活逼入恐惧的深渊直至死亡，可到头来，他连复仇的对象是否找对了，都无法确定。 法律会审判李国华。但此刻，季风感受到的，不是对罪犯的憎恶，也不是对受害者的单纯同情，而是一种巨大的、冰冷的、令人窒息的悲剧感。这悲剧不仅关乎两个被摧毁的生命（陈默和李国华的女儿），更关乎李国华本身——一个被丧女之痛和无法沉冤的愤怒所吞噬的父亲，最终变成了自己最憎恨的那种“肇事者”，制造了另一场无法挽回的“车祸”。 而真正的肇事者，或许依然逍遥法外，或许早已遗忘。 “你后悔吗？”季风最终问。 李国华没有回答。他只是转过头，看向会见室高墙上那扇小小的、装着铁栏的窗户。窗外是一片被切割成方块的、灰蒙蒙的天空。 他的眼神，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采访结束了。狱警过来带走了李国华。他的背影有些佝偻，脚步缓慢。 季风收拾好东西，走出监狱。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他坐进车里，却没有立刻发动。 他拿出录音笔，回放了最后那一段沉默，和那句“我不知道”。 然后，他关掉录音笔，看着车窗外熙攘的、充满生机的街道。 恐怖源于人为。悲剧根植社会。 而有些问题，注定没有答案。 就像那双散开又系上的棕色皮鞋鞋带。 就像那声记录仪里，不知是谁发出的、冰冷的嘲笑。
（正文完）
# 番外·鞋带与笑声
鞋带是女儿小蕊给他系的最后一双。 那是双普通的棕色系带皮鞋，穿了有些年头，鞋头磨得发亮。五年前那个普通的早晨，他急着出门去学校，弯腰系鞋带时，蹲在旁边的女儿忽然说：“爸，你系的结好丑，像一团乱麻。” 他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那你给爸系。” 十六岁的女孩，手指灵巧，三两下就系出一个平整漂亮的蝴蝶结，左右对称，松紧适中。“喏，这样才好看。”她站起身，拍了拍手，脸上带着点小得意。 那天晚上，他就接到了交警的电话。 鞋带后来就散了。他没有再系，也舍不得换鞋。就这么散着，穿了一年又一年，好像系上了，就真的把什么终结了。 设计那个中元节的夜晚时，他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决定让鞋带散开着。一个象征，一个未完结的句号，一个只有他自己懂的仪式。他要让那个可能害死小蕊的人（他强迫自己相信就是陈默），看着这双散开的鞋带，走向终点——虽然对方根本不会理解这含义。 直到最后，在火葬场门口，系上鞋带的那个动作。不是结束，只是一种机械的完成。心里那个结，早已成了死扣，系不系鞋带，都解不开了。 至于行车记录仪里的那声“冷笑”。 是他自己录的。 在测试所有设备、排练整个流程的那个深夜，他独自坐在那辆租来的破面包车里。车厢后部铺着白床单，空无一人。他对着连接记录仪的麦克风，尝试发出各种声音：呼吸声、轻微的摩擦声、叹气声…… 最后，他试着想象，一个躲在暗处、操控一切、看着猎物一步步走入陷阱的“导演”，该是什么心情。 他扯动嘴角，对着麦克风，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压低了的“嗤”笑。 声音出来的瞬间，他自己都愣了一下。那么冷，那么充满嘲弄，那么……不像他自己。 回放的时候，听着那声清晰的“嗤”笑在安静的车厢里回荡，他忽然觉得无比荒诞。荒诞得像一出劣质的黑色喜剧。他失去了女儿，花了四年多追寻一个渺茫的影子，现在却坐在这里，像个蹩脚的三流导演，精心布置一场吓死人的戏码。 然后，他真的笑了出来。不是冷笑，是真正觉得可笑，可悲，控制不住地、低低地笑出了声。笑到后来，眼泪都出来了。 他把那声真正的、带着泪意的笑也录了下来，但没有用。太软弱，太容易暴露。 最后用在记录仪里的，还是最初那声冰冷的“嗤”笑。 火葬场的保安，他确实提前打点过。塞了五百块钱，两包好烟。保安甚至没问为什么，只是麻木地点头，说了句：“懂规矩就行。”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只要“懂规矩”，就能变得很简单，很顺畅。就像死亡，也可以变成一项按流程办理的“业务”。 李国华后来常常想起，自己系好鞋带，看着推车把那个叫陈默的年轻人送进焚化炉时的情景。 没有快意，没有解脱。 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寒冷的虚无。 他想，如果小蕊在天有灵，会怎么看他这个父亲？ 他不知道。 就像他不知道，那夜之后，自己究竟是完成了复仇，还是仅仅又制造了一场，连自己都无法面对的、新的死亡。 鞋带系上了。 可有些东西，永远散落在那里，再也拾掇不起来了。
（全文完）